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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早期中国的感应思维——四种模式及其理性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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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思维是中国古人“讲道理”的基本思维：以受感与施感的模式，在人事层面“讲道理”(如何接物、处事和求治)；以交感的模式，在天道层面“讲道理”(成就万有的法则、原理是什么)；以类感的模式，在沟通天人的层面“讲道理”(为何要推天道以明人事)。

原載《哲学研究》 2017 年第 11 期 在早期中国思维方式的研究中，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即认为中国人并非将世界看作可分割的对象，而是当成一个动态关联的有机整体，因此相较于西方的“分析思维”，中国思维更主要是一种“关联思维”。 ( 见李约瑟，第 347-348 页； Graham,pp.1-5 ；史华慈，第 472-477 页 ) 这样理解，或许定性不差，但因为“关联”概念几乎无所不包，则以之描述中国思维，就显得太过宽泛。事实上，强调中国思维重关联，这并非不可，但必须紧扣感应来谈。因为感应虽然不是关联概念的必备内涵 (cf.Henderson,pp.22-28) ，但至少就早期中国来说，是人们设想和言说“关联”的基本模型，并能分殊为四种： (1) 受感反应式，是从 A 被 B 作用而产生反应的角度，理解事物怎样受到外界影响； (2) 施感响应式，是从 A 作用于 B 而 B 产生响应的角度，理解事物怎样影响外界； (3) 交感相合式，是从 A 与其性质相反者异性相合的角度，理解事物如何彼此互补； (4) 类感相召式，是从 A 与其类似者同性相吸的角度，理解事物如何作用同步。这四种感应思维，绝非通常认为的附属于原始信仰的思维，而是早期中国思想在天道、人事与天人沟通的层面“讲道理”的重要基础。因此，“感应思维”不仅是“关联思维”的确切形式，更是中国人表达理性诉求的重要载体。 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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