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uce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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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野的艺术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可以说是彻底基于误会的艺术。这并不是他独有的方法论，而是日本明治以降现代化进程中的集体无意识。把西化/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发生的种种误会接受下来，视之以平常心，放弃趋向「正统」的努力，并从误会和想当然中发展出美和趣味，是破除本文开头提到的两个窘境的唯一方法。
「其实，我是一个乐迷」——王长存的艺术 | 掘火档案
在「五音不全」已经成为一种回避音乐的借口的今天，我们都忘记了按照自己的方式开口唱是人类拥有的最基本权利之一。
「其实，我是一个乐迷」——王长存的艺术 | 掘火档案
在一九九九年的一场BBC访谈里，David Bowie就唱片媒介高度发达的社会有深刻的论述。他说如果自己成长于九零年代，很可能不会成为音乐家，而是选择做唱片收藏家或是乐迷。Bowie的意思是，有时一个人做音乐是因为听不到自己想听的音乐。这在他成长的六十年代是成立的，因为可以买到的唱片数量完全不及日后的零头。等到九十年代，不仅欧美本地的唱片种类和数量急剧增加，「世界音乐」的潮流也让欧美听众的耳朵开始朝向别的地方。音乐大大地供过于求，同时扩大的是乐迷的胃口。听不同种类的、不同文化传统中的音乐成了一种文化修养。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多少人会由于听不到自己想听的音乐而「被迫」创作音乐呢？
「其实，我是一个乐迷」——王长存的艺术 | 掘火档案
我最初觉得为此作冠以具体有意义的标题及文字解说是对听众想像力的制约：我总是期待着声音进行途中会发生点什么。不过当我随后尝试忘记这个标题和语境时，就终于能将注意力放在声音本身的细微变化上，把具象声音当抽象声音听。这或许可以看作王长存那个解决方案的一种镜像，一种通过重写自己一方的游戏规则达成的解决。
「其实，我是一个乐迷」——王长存的艺术 | 掘火档案
「去年开始窗外不远路口处有一个在建的工地，开窗就会从早到晚一直听到建筑工地的声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录下一长段工地的声音，仔细地把录音中所有汽车开过鸣笛的声音修掉（大约几十处），仔细地做了 mastering，导出声音，接到音响上。终于！可以在关窗时也能随时听到工地的声音了！」
「其实，我是一个乐迷」——王长存的艺术 | 掘火档案
这张专辑的戏仿不但相当彻底，还有一种略显残酷的戏谑。在专辑的相关信息里，我们看到这里的曲子是在二零零七年十月和十一月分别录制于哈尔滨音乐厅和大庆歌剧院。可以想像，要说服这两家传统音乐机构为这种实验性的表演租借场地来录音，需要花费什么样的人脉与工夫。不过可能难以想像的是，这段录音信息其实纯属子虚乌有，大庆歌剧院和哈尔滨音乐厅只不过是王长存在上海的公寓。「认识我的人应该都能想到，」王长存带着他标志性的冷幽默说。此外不得不提的是，就专辑的命名而言，「Klone」一词的戏仿对象甚至都不是Köln，而是其汉译kēlóng。对于懂中文的听众而言，这两张专辑可以有完全相同的名称：《科隆音乐会》。（感谢中文不分单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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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lone Concerts》其实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有一种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我先找来各种风格的音乐的midi文件，然后用Max/MSP同时打开比如一首Kraftwerk作品和一首爵士乐作品的midi文件。midi文件里音符的属性主要是力度、音高和时长这三个参数比较重要。那么我就用Kraftwerk作品的力度和时长去『触发』那首爵士乐的音符，一个个音符往下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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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作品可以说是对立于当下的AI音乐热潮。按照我现在的理解，AI做的曲子和人做的曲子最大的区别在于AI不是个乐迷，」王长存在九月的一次电话访谈中对我说。「不是说AI没有听过很多音乐，它显然听过，但它仍然不是乐迷。我愿意听乐迷做出来的音乐，哪怕其技法可能不那么精致和成熟。」
「其实，我是一个乐迷」——王长存的艺术 | 掘火档案
至于传统，我想引用E. Taylor Atkins在《Blue Nippon》一书中的说法。Atkins说很多人会把日本某些爵士乐作品中出现的留白视为禅宗的影响，但他从未听说哪位日本爵士乐手修习过禅宗。留白在许多国家和文化的音乐传统里都有，的确未必和禅直接相关。但是一个日本乐手也未必要真的学过禅才能受其影响。禅的影子在日本当代生活的日常面可谓无处不在，其中最明显的或许就是对于当下的专注，以及对文字的不信任。只要在日本生长，这种影响会通过妳的一切行止自然流露，当然也包括爵士乐的创作和演奏。这种遍在的传统在中国也是缺失的。
「其实，我是一个乐迷」——王长存的艺术 | 掘火档案
和大部分中国的新艺术作者一样，中国的电子音乐作曲家同时面临西化不彻底和无传统可挖的窘境。
「其实，我是一个乐迷」——王长存的艺术 | 掘火档案
不过音乐创作不是to-do list，把上述特性一个个勾选，并不能说明和音乐本身相关的任何东西。何况这些趋势都各有其暧昧性。
「其实，我是一个乐迷」——王长存的艺术 | 掘火档案
如果顺着时代精神去找，还是能听见一些过于明显的前线。这包括非白人、非男性、非欧洲中心的电子音乐，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音乐，以「可持续发展」为构思原点的电子音乐等等。
「其实，我是一个乐迷」——王长存的艺术 | 掘火档案
只要用了合成器和鼓机就象征着未来的是八十年代。一边在废弃仓库开迷幻派对，一边主张电子舞曲也可以在卧室里坐着听的是九十年代。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越来越容易做的是廿一世纪。从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实验音乐」一词步「前卫」之后尘，彻底失去了意义。尽管前卫至今仍会被作为一个音乐分类标签来用，作为一种艺术姿态的前卫在上世纪末已渐渐开始被实验取代。前卫在历史意义和语感上都有政治意味，实验则是一种中性而冷感的收束。在没有人敢说艺术不能怎样的时代，实验只能是一个科学概念。
「其实，我是一个乐迷」——王长存的艺术 | 掘火档案
“New Normal” was one such euphemism, thick with inattention and irresponsibility, flatly and vacuously describing a year fractured by extreme precarity.
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 – The New Inquiry
Convenience is the most underestimated and least understood force in the world today.
Opinion | The Tyranny of Convenience - The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