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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兵：我们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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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Peng 暂未设置申请二维码 冯小刚导演在上海电影节上曾说“中国是一个电影的弱小的民族”，我觉得不是。不存在比较的关系，电影文化不是商品，可以比出哪个高哪个低。相互间的差别就在于电影文化中的人格含量到底有多少。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出现独立电影，之所以被称为独立电影是因为它跟体制没有关系。2000年之后，独立电影实际上变成个体电影，这在某种意义上和西方所谓的独立电影是完全不同的。在全世界的国家当中，中国的这种个体电影是最有生命力、最活泼的。如果将来回顾中国电影的发展阶段，我认为中国整个个体电影群体都是值得世界电影史来研究和评价的。 有些人说，中国电影还没有真正的城市题材，从贾樟柯开始，中国电影从农村走到县城，但是还没有从县城走到城市。对于这个说法，我觉得非常简单，要知道，中国有十多亿人口，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并且城市里绝大多数人的文化意识和农民是一样的。中国已形成城市文化的地域和其间的人口数量非常有限，只有上海称得上有城市文化，北京则是有政治文化但没有城市文化，广州的历史并不长。城市文化是一种独立于其他区域居民生活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在现在的中国，城市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农民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农业文化的传承。世界电影在不断地扩宽描述世界的可能性，同时，世界电影也体现人们对现实、对价值观、对人文观的追寻和坚持，以及对传统的继承，所以我认为中国有些电影并没有脱离世界电影。 《三姊妹》这部影片向大家介绍的是，年幼的三姊妹生活在云南一个叫洗羊塘的穷苦村子，平静地承受着生活的重担，这重担让人无法不去质疑现实，而孩子们的平静又给人朴素的感动。这个片子的主题源于我在上坟路上遇到的三个穷孩子。 在2009年，我想去探望一位已故好友的母亲，同时给好友上坟，烧点纸。在路过一个叫做洗羊塘的穷苦村庄时，我看见有三个孩子在路边趴着玩，她们三个中最大的才七岁。我走过去跟她们聊天。聊久了，她们邀请我去她们家。进人她们家的那一刻，我才深刻地理解了什么叫做“一贫如洗”。眼前的景象让我很不舒服，那位较大的七岁孩子特意要给我烧点土豆吃。吃完土豆，我停留了一个小时，就很快下山离开了。 2010年，我在巴黎刚刚做完《夹边沟》，有位电视台的朋友找我拍片，需要快一点拍完，而那三个孩子给我的印象又特别深，我就想可以用较短时间拍一个纪录片。这只是个小电影，

在中国，大多数人脑海里的电影是体制化电影，也就是所谓的宣传片或者商业片。宣传片的历史比较长久，从老上海时期就有，然后一直传到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到张艺谋，甚至今天国内大多数的电视剧，都是这种体制化电影的演化和演变，只不过在形式上做了一些新的包装，比如增加一些娱乐因素，增加一些俊男美女，增加一些让人羡慕的奢侈生活等。但题材还是宣传性题材。这样的宣传性题材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氛围里我认为是可耻的，我们接受这种信息也是可耻的。电影应该是在银幕上描述一个人的生活经验，把这种生活经验传递给他人，这是电影最单纯的地方，也是电影最有价值的地方。但是我们接触的大多数电影不是这样，这些电影传递的是一个不明确的信息，可能是关于教育、历史，或者集体的信息。在过去的体制里，这些电影可能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总方向，但那跟个人没有关系。当今，作为一名电影工作者，如果我们不能去传递电影和个人之间的一种很简单的关系的话，那么这是不负责任的。在一定的前提下，我可能会拍一些商业电影，但是现在这样的商业片，我不愿意拍。现在的电影市场流行的是一种低级趣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下流的东西，而不是商业性的。要知道，商业也有规则，商业也需要有一定的人文的支撑，而我们天天在做一些连自己都不知道想要表达什么的电影，这有意义吗？这样的中国商业片是不可能走出国门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商业片在其他的文化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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