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昊天｜管理不可消除的风险：降低中美军事人工智能风险的务实路径
2026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其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惠益。在此背景下，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项目组成员围绕近期人工智能领域的热点议题，分别就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与治理等问题展开探讨，交流对相关议题的认识与思考。 人工智能正在加快进入军事体系，中美军事人工智能关系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不是双方是否会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更激烈的竞争，也不是人工智能是否将引发“变革”。对于中美这样拥有复杂军事体系、全球利益与战略考量的大国而言，更加现实和紧迫的问题是，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嵌入情报、预警、指挥、网络行动、无人平台乃至军事决策过程，哪些共同风险将不以双方主观意愿为转移地出现，又有哪些风险可以通过沟通与合作加以管理？ 2024年11月，中美元首在利马会晤时共同确认，应保持人类对核武器使用决策的控制，并审慎、负责任地发展军事人工智能。2026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双方再次确认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可以就人工智能的风险和收益交换意见，共同防止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并强调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这些高层沟通非常重要，而下一阶段的关键问题便是在原则基础上明确在哪些具体环节，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可能使中美关系（特别是一旦进入危机状态）更加难以控局？ 一、比“机器是否开火”更重要的是机器如何改变人所看到的世界 军事人工智能的讨论很容易陷入两个极端。一种观点强调赋能影响，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技术，认为率先取得优势的一方便可能获得压倒性优势；另一种则强调比较窄的风险领域进行警示，主要围绕自主武器和“机器杀人”等问题展开。这两种讨论都很有意义，但也可能均忽略了对于中美双边关系之类场景中更为重要的问题。 人工智能是一种嵌入既有军事体系的赋能技术。它对预测性维护、情报筛选、目标识别、无人平台控制、网络防御和作战规划等不同领域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常常不会自动转化为单向军事优势，更不能简单带来战略优势。军事关系中的摩擦、组织惯性、对手反制和政治约束等不会因为人工智能而消失。 ▲美军技术人员测试人工智能系统。 当前军事人工智能治理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集中于最终使用武力的决定。例如，一个自主系统是否能够自行选择和攻击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