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文物戰時如何疏散？——遷徙、離散與國族正統之爭｜評論｜台灣｜深度｜端傳媒 Initium Media
2022年初俄烏之戰爆發後，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戰爭文物疏散計畫數次成為立法院焦點，故宮在8月初舉行實地避難演練，又剛巧與中國軍演的時間重疊，一時之間頗受矚目。 8月10日，中國發布《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重申「願繼續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有關故宮戰時文物處置的話題熱度，因此持續燃燒。 回顧歷史，每一次有關故宮文物可能「出門」的傳聞總能挑起兩極觀點，事實上，故宮文物雖已是累積可觀哩程數的資深旅客，卻從來沒有一次是在朝野上下均有共識的情況中上路的。 「為什麼⋯⋯單搬古物呢？說一句老實話，那就是並非因為古物的『古』，倒是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後，還可以隨身帶著，隨時賣出銅錢來。」 1924年溥儀出宮，為防溥儀回馬復辟或野心人士佔地為王，「清室善後委員會」迅速接管清點財產，並於翌年設置故宮博物院，由臨時董事會「保管院產，監察全院進行事項」。首任董事中既有軍閥大將（張學良、鹿鐘麟、盧永祥），也有民國大儒（吳稚暉、蔡元培、于右任），表面上人才濟濟，本質上大抵是一種相互牽制的機制。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故宮才正式直隸於國民政府，由37人理事會「監督物品之保管與處分」。 1931年918事變後，日軍兵臨城下，情勢日益險惡，於是由理事會呈報政府核准文物南遷，館方還特地延聘古玩商人專職包裝，館員一方面偷師學習，一方面選件編號。但北平部份市民激憤抗議，咸認南遷影響士氣，政府棄人保物，恐失民心。社會賢達如胡適等也明言反對，主張日本基於國際觀感，必不會貿然毀損珍寶或據為己有，且文物性質脆弱，數量龐大，途中風險更高。魯迅對於移往上海之議更是嗤之以鼻，數度撰文嘲諷國府有變賣文物或投靠外人之嫌，「為什麼⋯⋯單搬古物呢？說一句老實話，那就是並非因為古物的『古』，倒是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後，還可以隨身帶著，隨時賣出銅錢來」；「現在，一批一批的古物，都集中到上海來了，可見最安全的地方，到底也還是上海的租界」。 考慮到館員頻頻接獲匿名恫嚇及死亡威脅，為免多生事端，館方只好摸黑夜間裝車，由張學良派來的軍警荷槍實彈護衛，一路將總計19,557箱故宮、頤和園及國子監的文物送出北京。先至上海，後到南京，隨著戰事吃緊，又轉往貴州及四川的重慶、峨嵋、樂山等四處。在交通不甚便利的年代押運一萬多口大箱輾轉播遷，僅以「文化一亡，便永無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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